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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从7亿案例看“洁手原则”的应用

在商事争议解决领域，股东代表诉讼（Derivative Suit）是法律赋予股东维护公司利益的重要救济途径。然而，在公司治理的复杂实务中，股东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公司的所有者，有时也是公司经营管理的决策者。

当曾经参与决策或认可特定经营模式的股东，事后以该行为损害公司利益为由提起诉讼时，其原告资格是否应当受到限制？

在近期一起标的超7亿的股东代表诉讼纠纷中，我们对 “洁手原则”（Clean Hands Doctrine）的成功运用充分说明了该原则实际已成为司法实务中审查股东代表诉讼原告适格性的重要考量。本文将结合法理逻辑与近期实务案例，探讨这一原则在厘清诉权边界、推动争议实质化解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股东代表诉讼、洁手原则、诉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

一、问题引出：股东代表诉权有无边界？

在处理股东代表诉讼时，常规的争议焦点往往集中在董监高是否违反忠实勤勉义务、被告是否损害公司利益以及损害后果的计算上。但在进入实体审理之前，有一个更为前置且关键的问题常被忽视：原告股东是否具备提起诉讼的“正当性”？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与“禁反言”的法理，如果原告股东一方面参与了特定经营行为的决策甚至享受了其所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以该行为损害公司利益为由提起诉讼，这种行为逻辑在司法层面往往难以获得支持。明确这一诉权边界，对于节约司法资源、维护商事交易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深度解析：“洁手原则”的法理与实务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虽然《公司法》主要从持股情况等形式要件审查原告股东的主体适格性，但司法机关已引入了更为严谨的“洁手原则”作为实质审查标准。

1.洁手原则的法律概念

所谓洁手原则，是指原告股东必须与案涉不法行为没有牵连，才有资格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早在184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便在 Creath’s Administrator v. Sims 案（46 U.S. 192）中，对该原则进行引用，并确认该格言为无例外的衡平法基本原则（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of equity jurisprudence may be affirmed to be without exception — namely that whosoever would seek admission into a court of equity must come with clean hands）。[1]

此外，美国1997年标准商事公司法同样规定，股东代表诉中原告股东必须没有支持、批准或者追认过公司董事会等实施的侵害行为的成员，并在提起诉讼时能公正地、充分地代表公司的利益。否则，股东因为欠缺“纯洁的手”而被禁止起诉。[2]

该原则已成为普通法系的一般法律原则，并被诸多大陆法系国家与国际仲裁实践借鉴，作为判断救济可获性的重要标准。

2.我国洁手原则的司法观点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24条（何时成为股东不影响起诉）指出：为防止诉权被不当使用，股东代表诉讼受到“洁手原则”（或称“净手原则”）的限制。即原告股东必须与案涉行为没有牵连，才有资格代表公司提起诉讼。[3]

具体而言，如果原告股东对案涉行为已经表决同意、批准、默认或者事后追认，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其应当丧失针对这一行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这一观点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已得到广泛的认可与应用。

3. 洁手原则的实务运用

通过对类案的梳理，我们发现司法实践存在以下裁判倾向：

• 实质审查

法院会重点审查提起诉讼的股东是否对董事和高管的相关行为或通过决议的方式对公司的某些经营行为曾表示过明确的赞成、批准或默许。

• 法律后果

如果原告股东无法证明其“洁手”，法院往往将认定其不具备代表公司起诉的资格，从而裁定驳回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

例如，在上海、广东等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多起案件中（详见下列类案判例分享），均有判例明确：对于共同参与或知情同意相关行为的股东，事后以公司名义起诉追究责任，有违诚信原则，应驳回其起诉或诉讼请求。

三、洁手原则的类案整理

1.（2016）粤民申2069号【二审：（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 886 号】

核心裁判观点：作为原告的股东必须能够公正、充分地代表公司和其他众股东的利益。提起诉讼的股东应符合国际公认的“净手原则”，必须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和不适行为未为明确的赞成、批准或默认。因为，参加、批准或默许所诉不当行为的股东与其说是原告，不如说是实质的被告。允许此种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既有悖诚实信用原则，亦难保证此种股东能够公正而充分地代表其他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2.（2023）沪民终212号

核心裁判观点：股东会决议系某公司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决议载明的走账计划为各股东共同的意志。事实上，某公司业已通过相关方进行走账，因此该些走账系执行某公司股东的共同意志。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转账系由被告个人擅自实施，故其主张各被告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2022）浙07民终4611号

核心裁判观点：胡克作为公司监事，负有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等职责，而在案涉税务处罚所涉数年期间内，无证据证明胡克曾履行监事职责。同时，胡克未履行监事职责，未监督和提请公司先行整改，而直接向税务机关举报，并于公司被行政处罚且其也未承担公司损失的情况下，又以监事身份代表公司起诉其他股东，意图通过司法途径将该损失转嫁由与其存在矛盾的股东承担，其诉讼目的不具有正当性，一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4.（2021）沪01民终16456号

核心裁判观点：原告主张的上述挪用或侵占资金行为均有原告全体股东的签名，表明原告全体股东对相关资金的支取情况是知晓的，当时不仅没有反对，而且参与了资金分配，原告作为法人是全体股东意志的体现，股东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分配公司利润，原告假定的侵权损害后果不成立。

5.（2020）沪02民终1245号

核心裁判观点：由于税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及处罚决定所针对的是稚趣公司2015年、2016年未依法申报纳税的违法事实，而该违法行为是稚趣公司两名股东共同决策实施的，不能单独归责于林卓然一人，因此余蕾代表稚趣公司请求林卓然单独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余蕾作为赞成、同意涉诉不当或违法行为的股东，实质上无法公正、善意而充分地就此代表公司利益。

四、虹桥正瀚代理案例分享

近期，我们参与代理的一起标的金额超7亿元的股东代表诉讼纠纷，也通过对“洁手原则”的深入论证，成功推动了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1. 案件背景与挑战

本案中，原告系实质持有目标公司50%股权的股东，其起诉主张公司管理层及另一方股东实施了多项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案件时间线跨越近二十年且涉及大量的、具体的财务往来，所涉金额巨大，案情错综复杂。

2. 核心事实的法律定性

代理团队在梳理案件材料时，并未局限于单一的财务凭证，而是关注公司治理的历史沿革。代理团队注意到，原告作为事实上持股50%且长期深度参与经营的股东，对案涉的融资模式、资产安排及报销制度在当时不仅知情，甚至在过往的股东会决议、内部审批流程或沟通函件中表达过同意或认可。

3. 以法理促共识：推动原告撤诉

基于上述事实，代理团队构建了以“洁手原则”为核心的法律分析框架：

• 核心事实的反复提出

示证阶段，代理团队跳出股东代表诉讼和损害公司利益纠纷的事实细节，巧妙利用质证及发问等方式让法院反复关注到原告曾对相关经营行为都明确表示同意。

• 法律适用的精准匹配

庭后，代理团队结合详实的检索报告向法院说明既然原告曾对所诉行为明确同意则根据《九民纪要》精神及相关司法判例，原告不具备提起本案股东代表诉讼的资格。

• 争议解决的理性回归

凭借此前庭审主张及庭后严谨的法律论证，让原告方清晰地认识到继续诉讼所面临的败诉风险。

最终，原告方在前述压力之下选择了主动撤回起诉。这不仅避免了各方陷入漫长的诉讼拉锯战，也有力地维护了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及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洁手原则”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适用，本质上是商业诚信在法律程序中的投射。它提醒商事主体：法律保护合法的权益救济，但也维护交易的稳定性与行为的一致性。

对于商事争议解决而言，胜诉并非唯一的目标，通过专业的法律分析，帮助当事人厘清法律关系、预判诉讼走向，从而找到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解决方案，是律师专业价值的体现。虹桥正瀚始终致力于以深厚的法理功底和敏锐的实务洞察，为客户提供最具建设性的争议解决策略。

注：

[1] Creath’s Administrator v. Sims, 46 U.S. 192 (1847)，网址：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46/192/

[2]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第207页

[3]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第207-208页

虹桥正瀚助力股东驳回关联交易侵权损害被索赔2亿元之诉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股东间纠纷，原告系某领先通信设备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前小股东，以其股东利益受侵害为由，起诉公司控股股东，索赔2亿元。面对原告试图混淆侵权与公司法纠纷的策略，虹桥正瀚代理该控股股东（被告）应诉，精准指出原告已丧失股东身份导致主体不适格，并结合重复起诉、权利放弃等抗辩点，成功推动法院驳回起诉。

关键词：股权纠纷、关联交易侵权、股东代表诉讼、重复起诉

基本案情

原告曾是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持股5%的股东。其离职后，于2007年首次提起仲裁，主张被告作为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损害了公司及作为小股东的原告利益，但该次仲裁请求未获支持。

时隔十年，在公司因经营期限届满拟注销的背景下，原告于2017年与公司签署《注销资产处理协议》，同意回购其全部股权，并承诺与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再无纠纷。

原告却于2019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我方客户的关联交易与业务安排，导致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和资产流向了关联方，使其股权价值严重受损。原告据此向我方客户索赔其“应得”的股权收益损失高达2亿元人民币。

重点与难点

1.诉讼主体资格的颠覆性挑战

原告在已非股东的情况下，提起股东利益损害赔偿之诉，其诉讼主体资格存在根本性瑕疵，如何精准论证并说服法庭将此作为核心程序争议点，是案件的关键。

2.诉请的迷惑性与法律关系定性

原告以一般侵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企图规避《公司法》对股东诉讼的严格限制。如何穿透其诉请的表象，向法庭清晰揭示本案实质为股东利益损害赔偿纠纷，并应适用《公司法》的特别规定，是本案的难点。

3.时间跨度长，事实认定复杂

案件所涉事实横跨十余年，且与前序仲裁案高度重叠，如何清晰梳理事实脉络，并有力论证本次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对代理律师的庭审驾驭能力和法律功底提出了极高要求。

4.权利放弃承诺的效力

原告在《注销资产处理协议》中已明确作出放弃权利的承诺，如何论证该条款的法律效力，并以此作为阻断其诉请的有力依据，是制胜的另一关键。

代理亮点

1.精准定位，直击要害

虹桥正瀚律师团队迅速识别出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根本性缺陷。团队指出，原告在起诉时已非公司的股东，其主张的“股东利益”已无请求权基础。无论是股东直接诉讼还是代表诉讼，现有的股东身份都是不可或缺的前置条件，以此釜底抽薪，动摇了对方整个诉讼的根基。

2.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防御体系

代理团队并未将希望寄于单一抗辩理由，而是构建了“四位一体”的立体防御体系：

（1）主体不适格；

（2）本案构成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3）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早已超过诉讼时效；

（4）原告已在协议中明确放弃追索权利。

这一策略确保了无论法院侧重哪个角度审理，我方客户的立场都坚不可摧。

3.穿透式法律分析

面对原告以“侵权”为名绕道《公司法》的策略，代理团队通过对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深入剖析，成功向法庭论证了本案的本质是基于原股东身份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团队强调，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本案必须优先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从而将案件拉回到对我方最为有利的法律框架内。

4.高效终结诉讼，避免实体纠缠

通过聚焦程序性问题，代理团队成功引导法庭在不深入审理长达十余年的复杂实体争议的情况下，直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为客户高效、彻底地解决了本次诉讼风险，避免了漫长、高昂的诉讼成本。

裁判要点

法院最终采纳了虹桥正瀚律师团队的核心代理意见，认为：

1.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已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不再具备该公司股东身份，因此其作为原告的主体不适格。

2.原告基于股权受损要求赔偿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其对于本案中的主张无直接诉讼的利害关系，亦不具备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资格。

3.本案与2007年的仲裁案件在当事人、诉讼标的及事实理由上均构成相同，属于重复起诉。

综上，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案件启示

本案的成功代理，为处理类似前股东提起的历史股权纠纷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实务参考。首先，股东身份是提起股东利益损害赔偿之诉的生命线，一旦丧失，相关诉权也随之消灭。其次，“一事不再理”原则具有强大的程序阻断效力，对于已经仲裁或诉讼处理过的事项，当事人不可再行起诉。最后，在股权回购、业务和解等协议中订立清晰、无歧义的“权利放弃条款”至关重要，它能成为终结潜在未来争议的“防火墙”。

公章争夺，金融机构为何反败为胜？

金融机构股权或债权投资项下，约定与借款债务人（标的公司）共管章证照是常见的风控措施，但实务中因共管引发的章证照争夺屡见不鲜。近日，虹桥正瀚代理某金融机构作为公司股东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起诉公司控股股东（已破产）的破产管理人恢复章证照共管，标的公司及其他股东作为第三人。一审败诉，二审三亚中院改判胜诉，支持金融机构有权继续共管章证照。

案件背景：债务违约后，金融机构共管权受到挑战

金融机构通过《投资合作协议》对标的公司（借款债务人）进行股权加债权的投资，并约定章证照共管机制：标的公司持有保险柜主钥匙，金融机构持有保险柜副钥匙，需两把钥匙共同开启。

后因标的公司控股股东破产，控股股东的破产管理人接管标的公司保管章证照的保险柜主钥匙。标的公司欠款后，金融机构提起金融借款合同之诉，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撬开保险柜夺取章证照，导致共管中断。

为继续行使共管权，金融机构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返还章证照给标的公司并恢复与金融机构共管，但一审法院以“项目公司与金融机构存在巨额借款诉讼，共管将损害其他股东权益”为由，驳回金融机构诉请。

核心争议：金融机构起诉标的公司还款时，是否还有权共管章证照？

1、股东诉讼资格争议：被告及第三人均主张金融机构仅为“名义股东”，无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2、共管协议效力被挑战：被告及第三人均主张《投资合作协议》因信托目的落空而失效，共管基础丧失。

3、契约自由被限制：被告及第三人均主张为保护标的公司利益，对簿公堂后共管权应当受限。

制胜关键：从“失守”到“夺回”，虹桥正瀚如何破解三大难题？

1、击破“名义股东”抗辩，强化诉讼资格

通过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日常管理记录等证据，证明金融机构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如委派董事、参与决策），夯实股东身份合法性，确立其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资格。

2、推翻“目的落空”主张，锁定合同效力

合同条款上，论证协议合法有效且处于履行期，共管机制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目的上，强调标的公司的合同目的是借款，而共管本就是金融机构追索欠款的重要风控措施，诉讼时更应继续保护。合理预期上，“诉讼风险”本就属于协议各方缔约时的商业预期，不能因事后纠纷否定约定。以上观点最终获二审法院支持，成功推翻被告及第三人“合同目的落空”的主张。

3、重构利益平衡逻辑，保护契约自由

针对一审“利益冲突”裁判思路，从商业合理性角度论证：章证照共管是金融机构风控的核心措施，若因诉讼剥夺共管权，将实质损害金融机构权益。二审法院认可该观点，明确“共管不必然导致股东权益受损，争议应通过公司治理机制解决”。

实务建议：金融机构章证照共管重点

结合在公司控制权争夺方面的类案办理及实务经验[1]，虹桥正瀚建议金融机构在开展章证照共管时重点关注：

合同条款精准化：在投资协议中明确共管权行使程序及冲突解决机制；
股东权利显性化：通过委派董事、参与决策等行动固化股东身份，防范“名义股东”质疑及认定风险；
动态风控前置化：对债务人重大经营变化（如股东破产）预设应急条款，确保共管权不被架空；
争议解决专业化：一旦发生章证照争夺，需快速固定证据（如用印记录、沟通留痕），并依托专业团队制定诉讼策略。

案件意义：为金融机构共管权争议强化裁判规则

本案二审判决明确，金融机构与债务人的诉讼纠纷不构成剥夺共管权的法定理由，强调“尊重合同约定”与“保障商业安排”的裁判导向。这一规则对金融机构在投融资业务中的风险管控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亦再次彰显虹桥正瀚在复杂公司治理纠纷中的精细化作业能力。虹桥正瀚始终“以专业护权益，以策略定胜局”，致力于为金融机构提供“法律+商业”的全链条解决方案，从条款设计到争议解决，为客户权益筑牢防线。